提到北欧国家——挪威、瑞典、丹麦和芬兰——很多人会想到高福利社会的模样：免费的医疗、优质的教育、贴心的育儿支持，还有让人安心的养老金体系。这些确实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生活图景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？高税收、高工资和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？更重要的是，全球化在这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北欧福利模式背后的故事，从斯德哥尔摩的街头咖啡馆，到遥远的科特迪瓦可可种植园和孟加拉纺织工厂，看看这张无形的全球网络是如何将不同世界连接起来的。
高税收：福利从哪里来
先说说北欧福利的“钱袋子”——高税收。北欧国家的公共服务几乎都靠税收支撑。瑞典的企业所得税率是20.6%，丹麦是22%，乍看之下和美国（21%）差不多，但严格的税务监管和透明的合规机制让税收收入非常稳定。企业除了交所得税，还得承担社会保障费用，这些钱直接流向医疗、养老金等福利项目。至于个人，北欧实行累进税制，收入越高，税率越高。比如在瑞典，最高边际税率能到57%，丹麦是55.9%。简单算一笔账，瑞典一个人月薪4万克朗（约4000美元），扣完税到手大概只有2.2万克朗。
这些税收撑起了北欧庞大的公共开支。2022年，瑞典的公共支出占GDP的49.3%，丹麦更高，达到52.7%，比经合组织（OECD）的平均水平41.4%高出一大截。钱花在哪儿？医疗、教育、带薪产假、养老金，都是大头。在瑞典，住院和手术基本不用自己掏钱；在丹麦，失业救济金最高能拿月薪的90%，还能领两年。为什么税收能用得这么高效？一方面是治理透明，另一方面是民众信任，觉得交的税真能换来保障。这种信任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而是几十年来社会契约慢慢积累的结果。
当然，高税收也意味着生活成本不低。在斯德哥尔摩，租一套普通公寓每月要1.2万克朗（约1200美元），喝杯咖啡大概40克朗（4美元）。开支确实挺高，但大多数人愿意接受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些钱最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。
高工资：既是负担也是动力
税收之外，高工资是北欧模式的另一块基石。北欧的工资水平在全球都算顶尖。2022年，瑞典零售行业的平均时薪大约160克朗（16美元），建筑工人能到200克朗（20美元）。在丹麦，就连快餐店员工月薪也能有2.5万克朗（约2500美元），比美国同行（平均1200美元）高出一倍多。这些高工资多半不是政府硬性规定的，而是通过工会谈判实现的。瑞典工会的覆盖率有68%，丹麦是67%，在全世界都算很高的。
高工资一方面保障了居民的生活，另一方面也拉动了内需。2022年，瑞典人均消费支出大概2.8万欧元，丹麦接近3万欧元，零售、餐饮、旅游这些行业都因此受益。但高工资也带来不小的成本压力。瑞典一个普通汉堡套餐要150克朗（15美元），几乎是亚洲国家的三倍。企业为了应对，只能追求更高的效率。北欧劳动力教育水平高，大学毕业率在经合组织国家里名列前茅（约40%），再加上自动化技术的普及，比如瑞典沃尔沃的机器人流水线、丹麦马士基的数字化物流，都在帮企业省成本。
但光靠效率还不够，高工资的压力让很多企业把目光投向了海外，借助全球化来分担成本。
高福利：生活的方方面面
聊到北欧的福利，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“理想生活”的样子。瑞典和丹麦给新生儿父母提供长达480天的带薪产假，父母还能自由分配时间。政府每月还会给每个孩子发大约1250克朗（125美元）的育儿津贴。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免费，丹麦的大学生甚至能每月领6000克朗（600美元）的生活补贴。
医疗方面，北欧实现了全民覆盖，费用几乎全由政府承担。2022年，瑞典人均医疗支出约5800美元，丹麦略高一些，大概6000美元。养老金也让人放心，挪威的养老金替代率（退休金占退休前收入的比例）能到60%左右。这些福利的钱从哪儿来？主要还是靠税收和企业利润。2022年，瑞典税收收入占GDP的42.6%，丹麦是46.1%，企业缴的税和社会保障费用占了很大比例。挪威还有个特别的资金来源——国有能源公司Equinor，2022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就达到了1500亿美元。
北欧的福利体系能跑得这么顺，离不开透明的管理。在瑞典，纳税数据是公开的，谁交了多少税都能查到；在丹麦，福利申请流程尽量简化，资源分配又快又准。这种透明和效率，让人们对福利制度很有信心。
企业如何盈利：溢价和全球布局
在高税收高工资的环境下，北欧企业是怎么赚钱的？这背后主要有两条路：产品溢价和全球化供应链。先说溢价。北欧企业很擅长用品牌和设计来提升产品价值。H&M的快时尚、IKEA的简约家具、乐高的创意玩具，都搭上了“北欧生活方式”的顺风车。一件H&M的T恤，成本可能才2美元，卖出去却能到20美元；IKEA一套书架成本30美元，售价能到150美元；乐高一盒积木成本10美元，市场价可能100美元。
这种溢价不是凭空来的，靠的是持续创新和品牌塑造。2022年，瑞典研发投入占GDP的3.4%，丹麦是3.0%，都高于OECD国家2.7%的平均水平。H&M、IKEA、乐高2022年的全球营收分别约220亿美元、440亿欧元和90亿美元，赚来的钱有一部分通过企业所得税，回流到北欧的福利体系里。挪威还有个“大金库”——政府养老基金，管理着1.4万亿美元资产，2022年通过全球投资赚了1200亿美元，也为福利提供了稳定支持。
但光靠溢价还不足以应对高成本，北欧企业更多依赖全球化供应链，把生产放到低成本国家。H&M的衣服大多来自孟加拉、印度、越南，2022年孟加拉的供应商占了H&M全球供应链的30%，当地工人月薪只有100-150美元，远低于瑞典标准。IKEA的家具制造也多在中国完成，成本不到本土的一半。这样的布局让企业省下不少钱，既能保持竞争力，也能贡献更多税收。
出口市场更是加分项。2022年，瑞典出口额占GDP的49%，丹麦是58%，机械、医药、能源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卖到全球，中国、印度等新兴市场也成了H&M和IKEA的重要客户。
全球化的另一面：遥远的代价
北欧的高福利和企业盈利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。但这张网络背后，也有些让人不太舒服的现实。科特迪瓦的童工问题和孟加拉纺织厂的性骚扰现象，就和北欧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先说科特迪瓦，这个国家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，2022年产量约200万吨，占全球40%。但据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2020年的数据，大约200万名5到17岁的孩子在可可种植园里干活，砍可可荚、喷农药、搬重物，日薪往往不到1美元，有些甚至只换来食物和住处。这背后是农村的极度贫困和可可价格长期低迷，农民每公斤可可只能卖1-2美元，拿到最终产品价值的6%不到。
北欧和这事有什么关系？瑞典的Cloetta、芬兰的Fazer这些品牌，还有ICA、Coop这样的北欧超市，卖的巧克力不少原料就来自科特迪瓦。北欧人爱吃巧克力，2022年瑞典人均消费6.5公斤，丹麦6.2公斤，这需求也推高了进口量。虽然有些公司承诺用可持续认证的可可，比如Fazer计划2025年达到100%认证，但2022年覆盖率才50%，全球平均也只有10%-15%，认证漏洞和监管不严让童工问题很难根治。挪威的养老基金还投资了雀巢、玛氏这些食品公司，2022年持有雀巢1%的股份，市值约10亿美元，尽管有伦理投资准则，但供应链太复杂，查不过来。援助方面，瑞典和丹麦2022年分别给了科特迪瓦2000万和1500万美元做教育和扶贫，但跟解决童工所需的资金（每年约80亿美元）比，实在是太少。
再说孟加拉，这个国家是全球纺织品出口大国，雇了400万工人，80%是18到35岁的女性。2019年ILO报告显示，60%的女工遭遇过性骚扰，30%经历过身体侵犯。原因很多，工资低（月薪100-150美元）、法律保护弱、工会几乎没作用，再加上快时尚对工期和成本的压力，问题就更容易发生。
北欧品牌跟孟加拉联系紧密。H&M在那儿有1000家供应商，2022年孟加拉产品占其供应链的30%。丹麦的Bestseller、瑞典的KappAhl也大量采购当地服装。为了赶订单，工厂常加班高压管理，性骚扰投诉基本没人管。H&M从2018年开始试点反性骚扰培训，但只覆盖了10%的供应商。北欧国家也在援助上出力，瑞典2022年投了3000万美元做女性赋权项目，但问题规模太大，这些努力显得有些单薄。
全球化的两面性
北欧的高税收、高工资、高福利，背后是企业盈利和全球化网络的支撑。税收从企业和居民收入中来，高工资靠工会和效率维持，福利则靠税收和企业利润一起撑着。H&M、IKEA这些北欧企业，在高成本环境下用产品溢价和全球化供应链赚到钱。孟加拉的纺织厂、中国的组装线、科特迪瓦的可可园，都是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。
全球化把北欧和全球南方连得更紧。2022年，瑞典出口占GDP的49%，丹麦是58%，挪威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赚了1500亿美元，这些钱最终变成税收，支撑医疗、教育和养老金。北欧人享受廉价衣服和食品，养老基金靠全球投资有回报，政府也通过援助帮发展中国家。但这张网络里，价值分配并不均等。科特迪瓦农民在可可链条里只拿6%的价值，孟加拉工人在服装链条里也只有5%-10%。
北欧的福利模式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全球南方的低成本劳动和资源上的。那些在种植园如同奴役的孩子、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，虽然远在千里之外，却成了这张网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北欧社会的光鲜，和全球化带来的阴影交织在一起。这张供应网，连接着财富和生活，也连接着不同地区的利益和不平等。
补充：
说到刚果（金）的钴矿和科特迪瓦的可可种植园，我想多说几句。这里的情形，很难用“劳动”来形容。劳动，至少在最基础的层面上，意味着某种人权保障，哪怕再微薄，也是一种底线。但在这里，保障几乎是不存在的。借用一个更贴切的词，或许可以称之为“人血劳动”——是的，像人血馒头那样的人血劳动。这里没有市场资本化的概念，没有契约、没有选择，有的只是依靠生命本身的挣扎。试问，你能指望一个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的孩子“自愿劳动”吗？他们的处境，早已超越了劳动的范畴。
对比之下，孟加拉的纺织厂，尽管条件恶劣，剥削严重，以及严重的性侵害发生，至少还存在一种被称为“工厂”的基本组织形态。那里至少名义上有雇佣关系，有工时概念，有工资发放，甚至有法律文本——尽管往往形同虚设。这依然是在“劳动力市场”的逻辑之内，虽然是一个极度畸形、极端贫困下的市场。剥削在这里，是结构性贫困与市场化生产逻辑交织的结果。
而在刚果和科特迪瓦，这种逻辑几乎不存在。这不是劳动交换，而是赤裸裸的生存胁迫。孩子们不是签合同或者进厂工作，而是被直接投入到最原始、最残酷的生存劳动中。没有基本的劳动权，没有选择权，甚至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“工资体系”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得到的不过是食物残渣，或者微薄到只够防止饿死的报酬。这不是劳动力市场，这是人血劳动。甚至，用“人血劳动”这个词，都已经是某种文明化的表达；现实比语言能描述的，还要更赤裸、残酷。
更深一层想，当我们试图用语言描述这些时，其实已经在制造一种距离。无论用多么冷峻的词，一旦它被规范成可描述、可谈论的对象，就不可避免地比现场的血肉更干净、更可控。所以，即便我说“人血劳动”，也无法真正还原矿坑和种植园中孩子们用破碎手指挖掘的瞬间，那种——连悲哀都来不及感受的存在状态。一旦说出口，就已经失真了。
归根结底，孟加拉的情境是极端贫困下的劳动力市场扭曲，而刚果（金）和科特迪瓦则是彻底脱离了市场和契约逻辑的、裸露的生存胁迫。存在于后两者中的，是一种连最基本人类尊严都没有的模式——甚至连“劳动”这个词，都显得过于中性、过于温和。